增加赋税，收刮民间的财富是一门近乎艺术的操作。
如果刘璋下令去征收房屋税，相当于引导百姓拆毁房屋，征收树木税的话，相当于引导人民砍掉树木，而征收六畜税，相当于引导人民杀掉牲畜，加征黔首头上的口赋和算赋的话，危害是最大的，相当于引导百姓禁欲少生。
黔首虽然没读过书，但并不是什么愚钝的人，也不是什么良善之辈，面对官府的各种苛捐杂税，黔首们会想法设法去规避掉这些压榨他们的税赋，能躲掉就躲掉，躲不掉的就尽量赖掉。
然而将食盐定为官府垄断专营，生产、销售和定价都由官府组织执行，就算盐价涨的再高，涨上数十倍，人总归还是要吃盐的。
世家豪族、寒门子弟、田间黔首，无一例外，皆是要吃盐的，除却人外，六畜也是要吃盐的，只要是活着的动物，大抵是需要盐来支撑生命的脉动。
人人都离不开食盐，将官府的财税捆绑在食盐财政上，那么谁也逃不了税收。
食盐财政作为管仲为齐桓公所立的一项制度，得到了历史上不同朝代、不同地域执政者的高度认可和政策模仿，基本上可以说是中国每个朝代的基本国策。
刘璋作为一方军阀，在兵戈日兴、征战连年，以至于府库匮乏的当下，自然不免着眼到了白洁如雪的食盐上。
从王连所搬出的木桶中捏了少许白盐，刘璋感受着这井盐的粗粝，总归还是技术没有到位，东汉末年的技术不足以造就前世刘璋日常所吃的食盐。前世刘璋所食的白盐，色白如雪、细腻无比，而他手里的这把食盐，多少有些粗粝的感觉，且色调不是极佳，非是纯白。
而且就这桶食盐，能摆放到刘璋这位益州牧身前，虽是刘璋觉得王连值得信赖，但身在官场，王连多少会沾染一些官僚的习性，刘璋料想他面前的这桶井盐想必是井盐中的精品，大抵花上了不少的心思才提纯到了现在的模样，普通的井盐色调、品相估计会差上不少。
不过刘璋也没有去揭穿王连的想法，依着现在的情况，王连已经是做的很不错了，就现在王连所开发挖掘的小口盐井，就是大功一件，更不必说王连到达富顺县不过一个月，就令富顺县白盐的产量涨了一二成，桩桩件件的功劳，刘璋皆是暗记于心。
给王连画了个年末提拔为司盐校尉的大饼后，刘璋问起了一个关键的问题：“王卿，依你之见，盐价当定为何等数目为善。”
王连不待斟酌，关于这个问题他近来查访四方的盐价，并深入民间了解了黔首百姓的收入，以及他作为微末小吏时所见所得，对这个问题早已是成竹在胸，他应声答道。
“禀明公，连访查四处，了解到现下盐价大抵在一石八百钱左右浮动，少点的话不会低于六百钱，多点的话大概不会超过一千二百钱……现下专营盐铁，需要用盐铁的收入充实府库，但亦须考虑民间黔首的财力，不然盐价定的太高，百姓吃不起盐，一则会滋生私盐，多有不良为了高利去触犯刑律，二则民间怨愤腾飞，有伤明公仁德之名，所以以我浅薄的见识，盐价当定在一石千钱为好。”
“一石千钱。”刘璋重复了一遍王连给出的盐价，这个价码不算太高，毕竟盐价的高点在一千二百钱。不过一千二百钱也不是盐价的最高点，碰上战事阻挡了商贩通行的话，盐价会涨到天上去，但那种情况下人活着就行，百姓一般不会在意盐价的高涨。
而现下是寻常时候，盐价顶点为一千二百钱，王连给出定价为一石一千钱，就不至于令百姓觉得肉疼，也正如王连所说，民间不至于因为盐价过高而生出怨言。
更重要的是，不会因为盐价过高而生出私盐贩子，葬送了大唐的黄巢是什么出身，刘璋可记得清清楚楚，他可不想因为盐价过高，而令民间出现忽有狂徒夜磨刀的情况。
哪怕刘璋自认百姓就算不忿盐价过高而起义，他能仗着强兵轻松镇压，但这种情况下多少会失了道义。想要肃清万里、总齐八荒，建立一个能传承数代的帝国，开国君主需要得国以正，不然就是得了天下，只怕后人也守不住。
就像晋明帝司马绍一样，听王导解说了司马懿、司马昭、司马师三位先人的光辉事迹，以及三马同魏文帝和高贵乡公的纠葛后，司马绍将头埋在床上羞愧的喊上一句：“若如公言，晋祚复安得长远！”
“就依王卿之言，暂且定为一石盐一千钱。”刘璋从善如流，顺从了王连这个专业人士给出的建议。
同时刘璋有些庆幸，托了蜀地闭塞的地理环境，益州没有因为董卓筑造小钱，破坏了五铢钱的信用，而导致沦落到以物易物的地步，蜀地民间交易大抵还是使用五铢钱，不至于以物易物。
要知道如今的关中和中原地区，大汉通行已久的五铢钱失去了原本的交易作用，黔首百姓不认五铢钱，而是用布匹和食盐作为货币来交易，其中尤以布匹，也就是丝、麻一类的东西，由于轻便、易运输、易保存，同时也是百姓的刚需品，近乎被当做了货币来使用。
而民间这种以物易物，开历史倒车的行为，在经过曹魏三代君主的努力，一直到西晋初期，百姓才恢复了钱币交易。